我看着余大夫。
他站在走廊白炽灯下，脸上的皱纹在灯光里很深。
「什么意思？」
「十年前，我在研究所做寄生虫定向神经干预课题，目标是通过寄生虫控制宿主的攻击行为，用在战场上。项目终止了，说是伦理审查没过。学生把研究资料带走，私下继续。我以为他放弃了，直到三天前他给我打电话，说出事了，把系统权限给了我，人就失踪了。」
特警队长在记录，笔没停。
「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」
「是。」
「知道怎么传播。」
「是。」
「知道有多少人会被感染。」
「我在家里看着监控屏幕上的红点一个一个增加。我知道。」
「那你为什么不报警？」
余大夫看着地面：「我在等——等看它会不会自己停下来。等一个可以不用追责的结局。」
和侯总一样，和物业准备赔偿协议一样。
每一个知情者都在等，等着事情自己解决，等着「也许不会更严重」，等到了九个人被感染，一个孩子失去父亲，一个外卖员差点变成红点。
我什么都没说，没什么好说的。
特警队长带走了余大夫。
走廊里只剩我和浩浩。
他看着余大夫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：「那个爷爷是坏人吗？」
「我不知道。」
这是实话。
我的手机响了，陌生号码，短信，只有一行字：
「数据已备份，实验继续，感谢配合。」
我把手机屏幕看了三遍。
感谢配合。
我们所有人——老赵、李姐、浩浩的父亲、侯总、我——从头到尾都是数据。
有人在这栋楼外的某个地方坐着，看着我们每一个人被咬、被感染、挣扎、倒下，在键盘上敲下记录，就像记录实验室里的小白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