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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天后。

妈妈和爸爸坐了十个小时的高铁，到了那座南方城市。

他们不知道我的宿舍号，不知道我的学院，甚至不知道我的专业。

他们只知道一个学校的名字。

妈妈站在那所大学巨大的校门前，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，像一只闯入了陌生森林的鸟，茫然而焦虑。

"去找学校的招生办，查他的信息。"爸爸说。

他们找到了招生办，说明了来意。

工作人员看了他们一眼，表情有些微妙："你们是学生家长？但是我们不能随便透露学生的个人信息，需要学生本人同意。"

"他是我儿子！"妈妈急了，"他电话打不通，我们联系不上他！"

工作人员为难地看了看他们："那这样吧，我帮你们转接他所在学院的辅导员，让辅导员跟他确认一下。"

等了四十分钟。

辅导员回了电话。

"家长您好，我已经联系上苏季寒同学了。他说他目前一切正常，不需要家长来学校。他的原话是，让你们回去。"

妈妈握着手机的手在抖："他就说了这些？"

"是的。他说他很好，让你们不用担心。"

不用担心。

让你们回去。

这两句话像两扇门，轻轻地、礼貌地、不带任何情绪地，关在了他们面前。

妈妈不肯走。

她在学校门口站了一整个下午，看着每一个走出来的女生，试图从人群里找到我的脸。

但这个学校太大了。几万人的校园，她连我长什么样都快记不清了。

不是夸张。

她手机相册里，翻了几百张照片，全是弟弟的。

我的照片，最近的一张，是三年前的全家福。而且那张照片里，我站在最边上，被裁掉了半个肩膀。

傍晚的时候，爸爸拉着妈妈离开了校门口。

"他不想见我们。"爸爸的声音很低，"强行找到他也没用，只会让他更反感。"

妈妈站在路灯下面，路灯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"老苏，我是不是很失败？"

爸爸没回答。

"我连他的高考都不知道，连他去哪个城市都不知道。他在我肚子里待了十个月，我居然连他在不在家都要看监控才能发现。"

她蹲了下来，蹲在马路牙子上，双手捂着脸。

不是哭。

是一种比哭更深的东西。是一个人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无法修复的错误时，那种从胸腔里涌上来的窒息感。

爸爸站在旁边，点了一根烟。

烟雾散在南方潮湿的空气里，很快就看不见了。

"回去吧。"他说，"给他时间。"

"多久？"

"不知道。"

他们第二天坐高铁回去了。

十个小时的车程，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。

妈妈靠着车窗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。

这条路，季寒一个人走过。

二十四小时的绿皮火车，硬座。

没有人送，没有人接，没有人知道他几点到。

而她这个当妈的，那天正在三亚的沙滩上涂防晒霜。